军统的汉中培训班最后人都去哪了?

  

chandlerbing1:军统的汉中培训班最后人都去哪了?好像有不少没抓到的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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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vv0997:好像某个写报告文学的人提过,特训班上千名成员,被抓的就三百人而已。有的人甚至是在89年以后,因为台湾启动别的潜伏特务被牵连进来才暴露。唐僧:去年10月陪父亲参加个青海同事聚会,说起原来在青海的人事。其中有个田大伯,山东人,原来是胡宗南部队的,会开车修车,解放后在汽修厂当工人干到退休,一妻一子,据他说山东老家没人了,也没什么文化。大半辈子就在青海一个小县城里渡过了。这小县城不大,80年代吧就1万多人,外地汉人相互间都熟悉得很。然后,重点来了。前几年去世了,有80多岁。去世之前把老婆孩子叫来,交待了一切。他是国民党特务,有委任状作证,有文化,还懂英文。山东老家是没人了,但有个兄弟一家在新疆,一直有通信来往。没干过坏事,就一直潜伏着。老妻儿子料理完后事就到公安局报告了。都震惊了。1月22日续:昨天问了下父亲,此人姓全,不是田。年纪大约是1930年代初期出生的。妻子是续弦,带过来一女,后来又生一子。关键他老婆儿子都不知道他新疆的兄弟一家人。不过后来想,组织上可能对他有提防,会开车一直没安排开车,一辈子都在修车。说这消息的人父亲就是汽修厂厂长,可惜也去世了,不然可以问问他。不过从他年龄看,不大象是汉中班的。guy123:意思是说这个汽修厂就是专门为了看住他设置的?唐僧:当然不是。每个县都有个运输车队,都有个汽修厂。前30年西北那地司机多紧张啊,都没让他开车,一直在汽修厂修车。以德服人陈太忠:你说这人如果是真的,那很可能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,只是看没什么劣迹就一直没动而已。guy123:汉训班毕业8特务不知去向的有三百多人吧,国民党都不知道这些人撒出去以后去哪儿了。苹果薄荷:当初抓住汉中班副主任黄逸公认为可以知道其中的情况,结果黄说不出什么名单来,就认为黄不老实,耍滑头。黄私下对沈醉说他真是不知道,具体名单都是戴笠掌握的。而且黄是中共叛徒出身,他这个身份是根本不可能知道机密情况的。yxds:早有结论吧,中国秘密战,解放一江山岛发现全部名单670人,解放前87人(延安32+其它55),解放后最后查640人查明。TSHT2012:这些闲棋冷子,广种薄收......不一定是他们潜伏得好,也可能是没什么动作就懒得管。很多关系要棋子动起来才会暴露,有时反间部门宁愿等它复苏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捞到大鱼。ws001:1938年4月,戴笠指示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程慕颐,搞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根据地的“特别侦察组”。为了培训特务,程慕颐在温州老家办了一个“特训班”。这个班距离陕甘宁边区太远,1939年9月又迁到汉中,以“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”的名义,在汉中郊区陈家营办班,圈内代称“汉训班”。1941年的时候,程慕颐的“特别侦察组”已经渗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、晋察冀边区、晋冀鲁豫边区、豫皖苏边区、鄂豫皖边区、冀鲁边区、鲁苏边区以及江西、浙江根据地。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“特别侦察组”扩编为“特别侦察站”,下设延安、环县、府谷、韩城等十八个特侦组,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。主要任务是打入要害,长期埋伏。1940年10月,在陇东中学任教师的吴南山自首,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。1941年10月,吴南山认出 “汉训班”同学祁三益、李峰壁。“汉训班”案件被列为延安要案。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,简称“戴案”。1942年5月间,边保已经基本掌握“戴案”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。胡士渊小组打入军委二局;王治和进入联防司令部;冯善述、朱浪舟在陕西省委;郭力群、李峰璧进入边保;石进中、宫兆丰在绥德专署;陈明在陇东专署。5月,逮捕范金钟、杨志常、陶华、郭继武、刘嘉陵、刘一青(刘志平)、张秉均(张志刚)、李春茂(李昌盛、李军)、王星文(王继武)等人。通过审讯,又发现绥德的王自洁。6月,绥德逮捕王自洁,审讯说服后,王自洁又供出武亚民、王焕章、韩子奇等人。7月,关中将过去冯平舟供出的朱浪舟、金光逮捕。9月,驻扎陇东的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任文化教员的赵秉廉、马鸣(马汝英)。10月,中社部逮捕安塞电台的胡士渊、杨子才、夏珍卿三人,胡士渊又供出打入延安大学的来朋(来东园),边保随即将来朋逮捕。安塞工厂发现苟振生,宜川小学发现王锦堂,还有王恕、杨荫唐等人。至1942年底,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,其中主动交代1名,经过侦察发现20名,被捕人员供出11名,物证7件。军统“汉训班”案件的破获,为延安除掉一大隐患。此案的涉案人员达到55名之多,其中还没有包括主动交代的吴南山。侦破期间,无人被长期关押,绝大多数人曾被反用。吴南山、祁三益、李春茂、王星文、赵秀、张秉钧等人,都被吸收为边保的外勤干部,继续与军统联系。在五个被边保正式吸收为外勤人员的人中,只有赵秀、张秉均两人逃亡。赵秀逃回军统之后失去上级的信任,被调出军统,直到1948年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时才收回。赵秀、张秉均、杨超等人,建国后都被逮捕判刑。建国后,吴南山先后任兰州市公安局治安科长、甘肃省公安厅治安科长、兰州市物资局长、平凉专区物资局长。“文革”中,吴南山也受到冲击,但是公安部门仍然肯定他的贡献,赵苍璧还亲自写出证明材料。“文革”后,吴南山任平凉地区工业局长、经委顾问,离休后在兰州安度晚年。祁三益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某科科长、省民委宗教科科长;“文革”中被定为“历史特务”清除出党;“文革”后得到平反,任康南林业总场场长。李春茂在解放战争中任武工队副队长,建国后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秘书科长、畜牧厅牧区处处长,“文革”中下放干校审查,“文革”后平反,任省林业厅副厅级巡视员。王星文建国初期任新疆自治区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。曾经打入军委二局电台的胡士渊小组三人都被边保反用。胡士渊在驿马关当小学校长,掩护身份是做外勤工作,曾奉命潜入西峰侦察。1947年国民党部队进攻边区,随军而来的特务安永录也是“汉训班”同学,检举密捕胡士渊,威胁要按军统纪律制裁。胡士渊是个独子,生怕父亲被特务杀害,于是又答应为国民党搞情报,写了十二份情报之后,因为工作不力被辞退。1949年解放军反攻,边保派人来接头,胡士渊又转回为边保工作。功不折罪,1949年10月又被管训。同案的夏珍卿也被边保派回老家庆阳搞外勤。但是,夏珍卿回乡后没有向组织报告,躲在家里务农。1946年年初形势紧张,夏珍卿主动找到当地军统秘密组织,为特务搞情报。5月,被三八五旅便衣逮捕,交保释放后,夏珍卿又回家务农。建国初期,没有暴露身份的夏珍卿,还被村里群众选为农会主席。1953年被捕,服刑5年,出狱后在农村当候补社员。同案三人,杨子才结局最好。战争期间杨子才在西华池土产公司工作,建国后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贸易公司副经理。最早被吴南山在陇东专署发现的陈明(郑崇文),很早就被边保突击反用,1945年7月也调到陇东从事外勤工作,可是不久就叛逃敌方,还诱捕“汉训班”同学马鸣(马汝英)。马鸣参加边保情报工作后成绩卓著,被捕后并未暴露身份,却被同学陈明检举!军统将马鸣押解兰州审讯,又牵连出其他9人。1949年7月22日,距离兰州解放不到一个月,国民党将马鸣等人押到黄河北边的沙沟中,用麻绳绞杀。曾任合水县剧团团长的刘志诚,被识破后曾经坦白,又留在团里工作。胡宗南进攻边区时,主动为敌提供军事情报,导致解放军在西华池战斗中损失惨重。此人于1947年被逮捕处决。曾被庆阳县保安科反用的曹钊,在国民党军队进占边区后当了马岭乡的乡长,带队杀害7个解放军战士。1951年被公审处决。薛守业在国民党进占边区后担任镇长,血债累累,1951年被公审处决。张益昌在战争中投敌,1947年11月被边保处决。丑吉宜是西北特侦站的交通员,传递情报20多次,1946年被游击队捕获枪毙。刘宗汉在合水县以“塾师”身份活动,被合水县保安科发现反用,后被群众打死。也有一些人,在斗争中心灰意冷,躲回老家当平民。麻某被庆阳保安科反用,派到合水县西华池摆小摊做外勤,没有多大成绩。国民党军队来了又当保长,也没有什么罪恶。建国后未受处理,在家务农。赵某某被捕获后释放回家,建国后曾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,后来一直务农。安某某被反用后回家,曾经加入国民党军队做军需上士,后来在西峰镇长盛德山的货铺管账,建国后未受处理。“汉中班”前身“浙江班”的一批人,打入边区最早,处理时期也最长。周某某、张某某(女)、李某某、吕某某、陈某某等人,从浙江特训班第四期毕业,于1939年一起潜入延安,抗大毕业后都分配到军队系统。李某某、吕某某在1943年“整风”中交代问题,建国后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。陈某某在“整风”中做了试探性交代,而后又推翻,建国后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长,直到1955年才查实问题,被开除党籍。周某某、张某某(女)夫妇瞒过审干,长期潜伏在部队,1946年在东北公安处审查时才交代问题,建国后在地方工作。还有叶某某,1938年6月就打入延安,后来分配到新四军,1939年12月被查明处决。建国初期,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“汉中特训班”的更多情况。浙江、汉中两地,先后培训320人,大部分已经处理,46名逃亡海外,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。1955年,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,缴获一份程慕颐于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文字报告。程慕颐声称自己领导的浙江、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,除少数人外,多数混入共产党,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,建议毛人凤予以联络。根据这个新的线索,“汉中特训班”的特务远远不止已经发现的320名。于是,公安部将其列入“603专案”,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查清。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,兵分三路,查阅档案,外调,提审在押犯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,认定“汉训班”共招生9期,培训8期,第9期转入“重庆训练班”。先后培训特务631名,其中有教官37名。这个数字,接近程慕颐的报告,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,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!仅新发现的“汉训班”特务就有160名之多,还有虽然没有经过“汉训班”却由“汉训班”毕业生发展的特务。这631名中,甘肃籍的235名,陕西籍的129名,还有24名下落不明。除程慕颐、杜长城、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,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后大多停止了活动,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代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,有4名还混入机关内部。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,霍士品在1952年参加反革命组织“光复军”,丁耀南在“反右”运动中幻想蒋介石反攻大陆。调查表明: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,有的却可能只是进入冬眠状态。节饮缩食加菲猫:这里说的好详细。很多潜伏情报人员都是冬眠到挂的。网上有些果粉就拿TG竟然不能抓获全部汉训班特务来高呼果记威武TG无能的,那就无聊了。寝取夫前杨希仲:延安潜伏的特务五花八门,能不能完成任务就各凭本事了。《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》附录西北局组织关于边区一级机关学校甄别结果统计材料(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)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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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虎:有当年逃到台湾的中统大特务写文自夸,说中共中央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时被中统渗透的很厉害,其中密布中统精心培养的叛徒内奸细胞,中央发给省委的许多机密文件一星期左右就能被中统掌握,后来中央转移到瑞金,有不少内奸就此和特务机关失去了联系,特务就怀疑这是被集体组织转移到苏区导致的。我刚查了下,有说1934年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林就是特务的内奸,还提到一个数据,说从1933年9月到1934年3月短短半年时间,上海地下党组织的485名干部中,有183人是中统的“细胞”。所以说,要是真有些老资格的内奸其实不奇怪。大的还有以后的南方局事件,江西省委也是被中统用了快一年的时间从上到下渗透到一锅端,还借此追查到广东广西等地,至少近千人被抓被杀。这种叛变渗透从1927年以后各省各县都有,每次少则三五个多则十余人。老实说,看过这些党史,再考虑到当时拒不叛变的被捕者大多不是简单的吃牢饭坐几年牢,严刑拷打那是常见的,大多结局是男被杀女被先奸后杀,甚至被杀满门,所以我对那些肃反、整风的行动,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。

posted on posted @ 21-04-21 01:18  :admin  阅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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